只有社会组织享有自治权，社会宪政才具有存在的可能性，而社会组织的自治权则需要由宪法来确认和保障。

[21]David R. Upham, pp. 1504～1505。此后，其观点又经历了两次大的变化。

[70]由于联邦最高法院的坚持，十四条宪法修正案中的特权与豁免权条款一直形同虚设，[71]基本上没再使用，本应由其承担的责任全都转嫁给了正当程序条款和平等保护条款。也就是说，外州公民不能以特权与豁免权为借口要求以与内州公民同等的身份分享这些财产。所以，卡姆登市的法规实际上构成了对外州公民的不公正对待。[47]在图默诉威特塞尔案中，联邦最高法院比较谨慎，只是强调了本案与原有判例的区别，并没有直接推翻此前尊重各州主权的判决。然而，相关的冲突并没有结束，因为很多州仍以各种名目拒绝将本州居民所享有的某些特别的权利赋予外州律师。

该法规定，纽约州公民，如果是单身，可以享受1000美元的个人免税额，如果是家长或与配偶共同生活，免税额则增加到2000美元，如果有需要抚养的未满18岁的子女或精神、身体有缺陷者，每个再增加200美元。1975年，正当横贯阿拉斯加的石油、天然气管线建设进入用工高峰时，阿拉斯加州劳工局开始发放居民证，并规定铺设管道的工作岗位只能提供给居民证持有者。现从多方政策扩张、多方政策收缩、多方政策扩张与收缩结合等模型分析政策主体间博弈过程。

从美国而言，其政策扩张或收缩可由法院介入，尊重各方主体地位以寻求和解。政策扩张或政策收缩尽量采取合法合理的媒介执行，减少扰民因素和提升行政效率。单向政策由行政主体制定，在特定时空范围内实施。另如温州模式与苏南模式之争中，一些隐性的政策扩张亦会显现，苏州工业园区的成功，小而言之推动了地域经济的发展，大而言之印证了开放型经济的正确，实际上也提升了地域地位和实现了政策制定者理念的扩张。

[9]在法律规范下，地方政府很难将房地产作为发财致富的途径，选民也不容许地方政府胡作非为。在有效的法治环境和得力疏导下，政策冲突会由大化小进而消失，反之政策冲突则会愈演愈烈。

譬如美国有各种州际委员会协调关系，运作成功的典范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委员会。若不对灰色地带进行规范，跑部钱进式的权力寻租难以规避，整治驻京办也会治标不治本。譬如工业和信息化产业部的组建则有在工业政策方面予以指导的现实意义，是对信息化发展的政策扩张。再如国家为贯彻西部大开发政策，将重庆市升格为直辖市，是地域调整以适应政策变化。

[12]在尊重对方的独立性、平等互利、自愿协商基础上，一方的主动收缩和另一方的主动扩张会相得益彰，可填补政策空白地带，亦可造成扩张略多或空白略多，政策博弈在尊重协商的氛围中动态平衡。若属于公共领域则可通过服务外包方式予以填补，若属于私域则可做好引导调控，避免出现多方缺位。中国政府间冲突缺乏缓冲区，故需承认下级政府的主体性地位，确立立法机关对政策的监督，平衡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建构动态平衡的博弈秩序。多项政策则构成动态博弈模式，彼此互动、互相渗透，关涉政府间关系协调。

1937年通过的《住房法》规定联邦政府承担建设责任，住房管理权则由地方政府负责。在条块分割管理的束缚下，跨越条块超越层级政策的政府间的政策协调难以维系，譬如吉林省林业厅与农业部之间在退耕还林等方面存在业务交叉关系，但实际上政策难以协调。

从环境保护方面举例，环保署严格控制向海洋倾倒废弃物，纽约州向一家联邦法院起诉环保署。行政系统内部亦然，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明晰，各自政策制定和执行界限明确，较少发生政策冲突。

[8]实际上，政策扩张和政策收缩经常游走于羁束与放任的边缘，政令不出中南海的例子也就不奇怪。日本政府间关系有自治法规范，中央政府更多通过财政权对地方政策予以影响。组成扩展秩序结构的，不但有个体，还有许多常常相互重叠的次级秩序，尽管不能给更加扩展的秩序创造基础，但在促成自愿合作方面继续保持一定的重要性。参众两院可限制总统权力，形成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如中国在70年代大规模引进西方设备，造成中央政府1974年和1979年两次严重的内外债务危机，江苏地方政府借机从中央获得了财政、外汇和外贸的部分自主权。无论政策扩张或政策收缩，都是政府根据现实情境做出的抉择，但在法治环境缺位、政府间关系缺乏行为规范的情境下，政策冲突屡有发生。

只有建构合作伙伴关系，建构健康有序的政策扩张与政策收缩秩序，才会维护公共领域利益，在此消彼长中实现政策博弈中的平衡，在长远目标与当前目标中权衡，从而维护社会公平和实现公共利益。中国缺乏法治环境及政策规范，把责任推给地方或社会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容易陷入高层三令五申在地方却难以奏效的窘境。

以公共住房建设举例，1933-1937年间联邦政府兴建公共住房，向穷人提供工作和廉价住房。政策扩张分为主动扩张和被动扩张，有政府会在政绩观冲动的驱使下主动扩张，亦有政府在情势不可违背的情况下被动扩张。

抑或多个政府为规避风险而政策收缩，彼此推诿责任，看似九龙治水实则多方缺位，无序政策扩张和收缩贻害无穷。日本政府间是伙伴关系，政策扩张或收缩有章可循。

联邦最高法院通过解释宪法等形式获得司法权，立法、司法、行政三者形成制衡关系。从发展角度而言，在一方或多方政策扩张的情况下，需要尊重各方利益和在博弈中实现平衡，尽量避免越位情况的发生，否则将引发政策冲突。在缺乏法治环境和有效监管的情境下，无序政策扩张恶果显而易见，引发的政策冲突非一朝一夕所能平息。若打破平衡则会产生困境，譬如强势的政策扩张和被动的政策收缩，是典型的一方越位与另一方缺位，弱势一方会不配合不合作。

这关涉分税制问题，地方政府责任多而税源匮乏，实则关系到地方政府与中央的利益博弈问题。二、政策制定主体间博弈：此消彼长政府间政策博弈是动态模型，呈现多方扩张、多方收缩及扩张收缩共存态势。

政策扩张要应对不同意见的政策挑战每项政策的假设，[2]不断调适平衡以适应发展需要，而非规避甚至抗争观点相左的政策。再如2001年《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引发中小学撤并，有地方为节省开支而不顾现实裁撤学校，造成一些中小学生不得不远途跋涉上学，可见政策扩张和政策收缩在存在部分失衡，研究政策扩张或政策收缩的意义凸显。

资源总是有限的，得先机者可在政绩等方面取得更多成效，多个政府都力求实现自身行政目标和本体价值观，在此种情况下，政策扩张难免会产生冲突，政策收缩留下的空白地带则会被占领或遗弃。或紧缩，由分散变为集中。

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来说，目标是确立市场经济，从沿海到内地的试点，深圳特区功不可没，也印证了改革作为长远目标的必要性。从政策重叠区域而言，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都基于自身利益出台政策或政策扩张，多重叠加且冲突的政策到基层则难以落实，基层工作工作人员无法入手[11]，难以政策兼容的情境会损害总体利益。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英国在住房政策上则秩序井然，其制定《1890年住房法案》、《1919年住房和市镇计划法案》规范政府行为，1919年到1939年间，地方政府建设113万套住宅，占当时新建住宅总数的28%。政策扩张或收缩都是政府在特定情境下的抉择，实际上多个政策制定主体之间存在博弈过程。

再如一些州将罪犯放逐到其他州，形成负外部效应，结果没有人对美国的州际关系感到满意[6]。由此可见，日本作为单一制国家也在不断尊重地方政府权限，多个政府制定政策时更多通过协商方式来解决，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施加影响的途径较为灵活，由政策扩张引发冲突的几率较小，一旦发生冲突也有地方自治法等法律予以协调。

政策收缩有主动收缩和被动收缩之分。而一些部委的裁撤合并，无不关涉到政策扩张与政策收缩历程。

政策扩张是政府在信息论证可行基础上，对当前政策应用地域或范围等方面予以拓展的行为。国家能源局则关注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能源等生产。